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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文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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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9 10: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试论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文明发展的影响
                                       何相安

    【论文摘要】炎帝神农播种五谷、创制耒耜、垦渠凿井,对长江流域农耕文明发展有巨大影响。至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供应唐政府的粮食基地。五代宋元时期,南方农业成为全国的重心;炎帝神农时“妇织而衣”、“作陶、冶斤斧”以及“日中为市”,对长江流域工商文明发展有较大影响。经东汉特别是南朝的开发,南方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唐代后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到北宋时,江南的丝织业已逐渐胜过北方,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已凌驾于北方之上;炎帝神农首创医药、创造历日、作琴作瑟等,对长江流域科学文明发展有一定影响。明清之际,长江流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医学家、农学家、天文历算家,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关于对炎帝神农文化的认知
    炎帝神农文化的定义: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泉之一,是构成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是华夏文明的标志和渊源,它和黄帝文化一起并称为炎黄文化,为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基石。
    炎帝神农文化的基本构成:
    农业文明:《淮南子修务训》云:“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逸周书》云:“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这即是原始农业的产生。在神农的带领下,经过刀耕火种,得到了五谷粮食,获取了生活资料,减少了疾病毒伤。应该说,原始农业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加之人口增多,“树木之实”、“蠃蛖之肉”已无法满足生活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疾病毒伤之害”、保证健康和安全的需要。紧接着,神农又发明了农耕工具耒耜,所谓“……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①神农能够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又能运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同时“垦渠二万丈,浇而灌之”②、“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③,表明原始农业又有了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才出现了真正的农耕文明。
    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还出现了原始的手工业经济和贸易活动:《商君书》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反映出当时已有了纺织生产的雏形,且已有了纺轮的发现,证明这时纺织业的某些因素得到了发展。神农氏还能“作陶,冶斤斧”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的出现改变了人类饮食方式,丰富了神农文化。同时,由于社会有了不同的分工,需要有无相通、以有易无的交易活动,《易系辞下》记载有:“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后必然出现的贸易活动。
    社会政治文明:炎帝神农时有了地域观念。氏族时代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神农之时,始立地形,甄别考察天下方位。《帝王世纪》记载:“自天地设辟,未有经界之制。三皇尚矣,诸子称:神农之有天下,地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这是血缘关系开始削弱,地域观念逐渐增强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趋向。人们有条件稳定地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同族聚居在简陋的房屋里,形成原始村落,这比过去经常流徙不定、只能“缘水而居”④或“穴居而野处”⑤,自然要舒适得多,安全得多,社会文明程度明显得到提升。炎帝神农坚持与民同甘共苦,《淮南子》云:“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尸子》还称神农氏“并耕而王,以劝农也。”炎帝神农与初民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因而人们拥戴他,称他为圣主明君。这种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天下大同,自然是阶级尚未产生、原始社会的一种特点,也是初始社会的一种政治文明。
    精神、科学文明:《世本》载:“神农作琴”、“神农作瑟”。《新论》中也说:“昔神农氏继宓牺而王天下……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如此看来,神农对中国的音乐发展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用音乐来陶冶初民的情操,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尤其是由于原始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业也相继出现,于是引起了社会分工,人们有条件专门从事某项生产事业,便催生了科学文明的出现。像医药,神农曾亲“尝百草之滋味”⑥,“始有医药”⑦;原始天文学和历法学也是神农建立发展的,《通鉴前编》记神农“因火德王,故以火纪,官为火师。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这正是天文历法中的所谓“观象授时”。神农及其部落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注意了火(即星)与季节的关系,并运用所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指导农业生产,随县三里岗冷皮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豆柄上,即雕有酷似北斗七星的图案,这即是生息于此地的炎帝神农及其原始先民天文历法知识的艺术表现。相传神农还造历日,正节气,审寒暑,定为八节,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即是炎帝神农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归纳起来为: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不屈不挠的创新意识、勤勤恳恳的实干风范。
    炎帝神农文化的几个重要特征:
    从民族学的角度讲,炎帝神农文化催生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并直接培养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便知道,炎帝部落是长江流域一支著名的农业部落,它和黄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共同创造了华夏民族古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四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扩大,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过分裂、割据等现象,但国家统一、民族发展则是最终的发展趋势。这种统一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民族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由此可见,炎帝神农文化直接培养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文化史的角度讲,炎帝神农文化奠定了中华古文化的基础,也预示了中华古文化的未来发展特征。炎帝神农部落原始农业文化具有注重经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特点,这是中华内陆文化生长的基点。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影响深刻,比如中华民族崇尚的人定胜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精神以及大同思想、均平思想、仁德观念等,都与炎帝神农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从世界大格局来讲,炎帝神农文化创造了华夏远古农业文明,远远早于欧洲大陆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古希腊人在公元前3000年创造了著名的克里特文明,与炎帝部落时代的长江流域农业文明处于同一发展序列,但其时间则晚了一千年;曾对欧洲大陆文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古罗马文化,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与炎帝神农农业文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炎帝神农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炎帝神农文化创造的价值:
    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原始采集经济、渔猎经济相比,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文明是较高一级的经济形态,尤其是神农发明了耒耜等生产工具,对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茹草饮水”、“茹毛饮血”,这是当时生活资料缺乏、食物来源短缺的反映。在这个历史阶段,炎帝“始教民播种五谷”,既从根本上改变了部落的生产方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部落的生活方式。
    创造了新的文化。像炎帝神农发明了医药,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影响深远,以致后来编成的药物学也名之为《神农本草经》;造历日,正节气,成为农耕生产不可缺少的历法知识;造琴瑟,在音乐知识上也作出了贡献。
    创造了国家雏形。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时期,两湖地区已经出现了如天门石家河城那样规模空前的中心城邑以及众多的一般城邑,其当彼此联属而具国家雏形。这里正是炎帝王国的领土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城邑群之一。有学者指出,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群立、而又各自为政、并无上下等级之分的情况分析,当时应为“古国阶段”。据此可以说,炎帝神农时期已迈进了国家的门槛,古国已经形成。⑧
    二、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文明发展的影响
    1.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有巨大影响
    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炎帝神农被称为华祖农宗,其对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有巨大影响。首先,最能体现长江流域原始农耕文化成就的是种植水稻。“神农时,民方食谷”⑨。这说明正是炎帝神农教民农耕、种植水稻,从而使水稻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翦伯赞先生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得到较大的发展,现在所知,当时人们种植的主要作物是水稻。”⑩夏商周及其以后,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面积及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到了唐代,长江流域种植水稻的技术更有显著进步,比如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还有大量栽培早稻等等。这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也反映了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郭沫若先生指出:“(唐代)江南地区的经济继承南朝以来的发展趋势,有了较快增长,使长江流域成为重要农业生产区。”!唐代后期,江南地区成为供应唐政府的粮食基地。五代宋元时期,南方蒙受战祸较少,发展也较多,农业已成为全国的重心,水稻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长江流域为主要的生产地区。明清时期水稻生产进一步发展,长江流域是水稻的高产区,像浙江等地还有了一年两熟的双季稻。新中国成立后,水稻生产更是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袁隆平杂交稻的推广,使中国靠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通过以上简単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炎帝神农植五谷尤其是种水稻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因此有人称神农“就是远古时代的袁隆平”@。第二,炎帝神农创制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对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才出现了真正的农耕文明。在炎帝神农文化的影响下,几千年来不断有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产生,从而持续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仅以长江流域为例,在两汉时期,农业经济面貌的改观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农具的创新和普及。西汉初年,已推广了铁制农具,今长江流域的许多省份,都有西汉的铲、、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出土铁犁铧数量很多,宽窄大小不一,这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犁耕技术的结果。到东汉时,牛耕得到推广。唐代农业又有明显的进步,其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耕犁的改进上,曲辕犁取代了长直辕犁,非常适合于江南水田耕种的需要。北宋时,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像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用的铁耙、戽水灌田的龙骨车在南方得到推广,“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插秧,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农业八字宪法”,其中的“工”即是指生产工具,并且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由此可见,炎帝神农创制农具、发明耒耜的确功绩至伟,给后人以无穷启迪,意义十分深远。第三,炎帝神农垦渠凿井,解决农业用水问题,对后世大修水利产生了广泛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吴王夫差就注重水利工程的兴修,掘邗沟,自今江苏省江都县至淮安县,沟通了江淮。后又续掘深沟,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贯通了淮河和黄河。这是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东汉时,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像庐江芍陂的修复,使境内得以丰稔。据翦伯赞先生考证,芍陂水利工程“采用夹草的泥土修筑闸坝,是我国水利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晩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既成为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一个宏大的水利工程。唐代水利工程相当发达,南方水利工程偏重于排水和蓄水,盛行堤、堰、陂、塘的修建。宋时水利兴修一直受到重视,像太湖地区经过几十年的水利经营,使高田和低田都能得到灌溉,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谣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兴水利,仅炎帝神农故里随州到1985年即累计兴修水库518座,其中大型6座,中型16座,小(一)型47座,小(二)型449座;建成引水工程2处,提水工程210处;开挖干渠107条,共长1444公里;架设渡槽145座,共长14114米;开凿隧洞262处,共长2298米。^水利建设改变了随州的自然条件,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30多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5%以上。这无疑是炎帝文化和炎帝精神在其故里的最好弘扬。
    2.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流域工商文明有较大影响
    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炎帝神农时代开始出现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妇织而衣”、“作陶”、“冶斤斧”等,而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又是社会发展后必然出现的交换活动。这可以看作是炎帝神农文化中的工商文明。其对后来长江流域的工商文明也有较大的影响。比如说纺织业,炎帝神农时已有纺轮,当时人们的纺织原料主要是葛麻和动物毛等。到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纺织品生产已经颇为发达,长沙出土的楚简上,有“罗”、“阿缟”等纺织物名称,反映出品种的繁多。楚墓中出土有织出菱形纹的丝绢残片,还有织得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28支,纬线24支。此外还发现绣有夔凤纹的丝织品。到了两汉时期,丝织业在江南迅速发展,成都的织锦非常发达。隋唐时期,南方纺织业又有显著发展,宣城、苏州、绍兴、杭州一带,妇女多是织布的能手,“夜浣纱而旦成布”&。到北宋时,江南的丝织业已逐渐胜过北方;棉花纺织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元朝时,曾在南方几个省设立木棉提举司,年征棉布十万匹,后又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这都可见南方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都比较发展了。明清时期的纺织业,包括丝织业、棉织业、麻葛织业等,是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湖州的丝,松江的布,南京、苏州的绸缎,都成为全国著名的产品。再来看陶器业,我国陶文化丰富多彩,炎帝作陶改变了人类饮食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隋唐时期进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阶段。当时长江流域的浙江所产靑瓷非常精美,江西景德镇瓷器被称为假玉器,名闻天下。宋元时期陶瓷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像越州的越窑、哥窑和景德镇窑等,均有不同的形制和风格,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种,远销到许多国家。陶瓷业在明淸时期又有高度发展,景德镇乃是全国著名的陶瓷产地。
    炎帝神农首倡“日中为市”,开创了物资交流贸易活动,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至战国时期,商业交换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长江流域的楚国用小方块黄金制作了“郢爰”币,还有贝形的铜币。楚的郢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业城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中心。“长江流域经东汉孙吴特别是南朝的开发,南方经济赶上了黄河流域。”*隋朝开凿大运河,对繁荣经济是有作用的。运河建成以后,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加强了黄河、长江流域各地的联系。唐时,以长江为主干,钱塘江、赣江、湘江等许多河流,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水路网,把许多城市联结了起来。唐代后期,南方的水路运输有了进一步发展,长江、钱塘江、赣江沿岸一些重要港口,如扬州、杭州、洪州、润州等,一般都停泊成千的船只。尤其是扬州,停靠港口的商船更多,成为水陆交通的中心。隋唐商业在交易有无、加强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经济联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以扬州和成都为东西两个中心。唐代后期,由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一系列城市发展起来,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在经济上的地位超过了长安,成都成为仅次于扬州的第二繁华之地。江陵、鄂州、江州、洪州、苏州和杭州等都是长江流域的有名城市,在唐代后期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樊川文集卷一一》云:“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这表明江淮地区的许多草市,到唐后期,已是富室集聚,户口众多的市镇了。范文澜先生认为,唐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在东晋、南朝的基础上继续上升,“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郭沫若先生也说:“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成为唐政府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地”_、“军国费用主要依靠江淮流域”+。唐朝后期,“国家用度尽仰江淮”1。五代宋元时期,南方商业比以前更加兴盛,像杭州、南京、扬州、苏州、成都,均是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都市。从北宋以来,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已凌驾于北方之上,社会上已出现大量的富商大贾之家。明淸时期的商业,也是十分繁盛的。长江流域的南京、成都、汉口、苏州、杭州、松江都是商业更显得繁盛的地方。“明万历以后,江南的商业有显著的发展。江南有不少乡镇,因商业的影响,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由数百家发展到数千家以至万家”2。
    3.炎帝神农文化对长江流域科学文明有一定影响
    炎帝神农首创医药、创造历日、作琴、作瑟等,开创了原始的科学艺术,这对后来长江流域科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汉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著作,将其归之神农氏,据称是景仰炎帝神农在开创中国医药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及献身精神。明时湖北人李时珍发扬神农尝百草精神,三十年间对前人鉴定过的药物一千五百余种,重新作了一番精密的审查,又增添了新药三百七十多种,予以科学的分类和详细的解释,著成《本草纲目》一书。此书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炎帝造历日,定八节,以指导农业生产,此后历法逐步完善,至商代已有较完善的历法,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汉人从星辰运行中推算出一年的二十四节气。明清之际,长江流域诞生了一批著名的农学家和天文历算家。像上海人徐光启,对天文、历算、水利、测量、农桑、物理无不研究,他所写的《农政全书》保存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江西人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除了介绍一般的农业生产经验之外,更着重阐述各种手工业包括纺织、染色、烧瓷、榨油等等的生产技术。江苏人王锡阐著《晓菴新法》,是著名的历法专著。安徽人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以后历算学者云起,大率皆宗王、梅。
    神农作琴、瑟,说明神农对中国的音乐艺术也有贡献。据称,1978年在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属战国早期,当时被称为出土的最早的琴。2016年4月30日,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了一张春秋早期的琴,将我国有实物佐证的琴史提前约300年。同时该墓地还出土了一张春秋早期的瑟,也为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瑟。有专家称,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古琴、古瑟,绝大多数岀自神农氏活动的随枣走廊,结合文献记载,至少可以认为,古琴、瑟艺术发端于楚地。“西汉初年,盛行楚歌、楚舞”3。南北朝时期,“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4。史书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表明炎帝之后的楚歌、楚舞、楚声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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