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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东民歌与五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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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9 10: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谷生产催生了民歌  民歌促进了五谷生产
                              汉东民歌与五谷文明
                                     李旭斌

    都知道是炎帝神农制耒耜,创农耕,植五谷,立民生养育之本源,开了农业科技先河。而对他在“植五谷”中开创的文学艺术先河却鲜有人提起。其实他对农耕文化的贡献一点也不比“植五谷”逊色。在炎帝的“五谷文明”中,民歌的起源与发展更值得肯定和探讨。
    炎帝诞生于汉东随州的烈山,这里是他“开农耕”、“尝百草”、“开商祖”“织麻为衣”“作五琴”“日中市”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民歌的起源地。据史传炎帝之前是没有民歌的,农人劳作而歌的习惯还是从炎帝神农那里传下来的。
    历经5000多年的磨砺与传承,时至今日,民歌在汉东民间文化这块园地里已经绽放出了五彩斑翻的花朵。它的历史悠久,是汉东农耕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农耕文化中一笔可贵的财富。随着机械化的兴起与发展,农耕现象渐渐被新的工具与技术代替,诞生于农耕时代并伴随整个时代而成长起来的民歌,即将走入生命的尽头。然而,民歌作为文学艺术,作为过去时代的一种民族民间文化遗存,其厚重的民族文化价值,及对这种价值的认识是不容忽视的。本人进近来对汉东民歌作了一些收集、整理,并对它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五谷生产的关系等做一些粗浅的探讨,共大家商榷。
    一、汉东民歌在五谷生产中起源与发展
    1、五谷生产催生了民歌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它的产生,与五谷生产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五谷生产活动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是长年累月的。以炎帝为首的的祖先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诗句和音乐,他们唱出最早的民间歌曲应该称之劳动号子。
    传说炎帝发明了种五谷,人们食物丰厚,不需要天天忙着捕捉鸟兽了,那天他对臣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田,我看大家在田里耕作时很吃力,要是有什么办法减轻一下劳累就好了。正在烈山学习耕耘的刑天说:“我发现哼唱能减轻劳累,前几天,我和大家一起挖土平,荒地中间有一块大石头,得把它推走,大家一起用力时不约而同地发出咳咳嗬嗬的喊声,大家这么一喊劲都合在了一起,感觉轻快许多。”炎帝就命刑天根据这些叫喊之声编造一曲扶犁之歌,让大家在劳动时哼唱。刑天遵命,很快依照喊号之声编出了两首曲子。人们喊唱着干活果然劳累感减少许多。炎帝称那曲子叫《扶犁》和《丰年》,那要算民间歌曲的先祖了。
    从炎帝那时开始了人工种植五谷,在五谷出产中,大家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成了民歌的作词、作曲、演员和观众,其参与性之广泛,类容之丰富,影响力之巨大、之长久,没有哪一种文艺形式可以比拟。这些人民群众口头创作、集体流传的韵文作品,是人们心理愿望在有节奏的音乐作品中艺术反映。它充满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长年累月在农田劳作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作者。
    研究发现,民歌的起源、传承无不与五谷生产有关连。五谷生产离不开山野、田间、牧场等场合,人们在开放、广阔的空间里劳作,需要发泄内心的沉闷,需要抒发思想情感,在自然不自然之中喊出了声声呼号,这就是“音”的起始。枯燥的五谷劳作中,人们渴望鼓舞精神,调节情绪,同时五谷生产有很多活动需要集体行动,歌唱便于组织、号召和指挥集体劳动,渐渐地人们在不自觉中将呼号出的“音”中添加了情感和叙述,使之具有了一定的文学艺术表现价值,让“音”与“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民歌说白了就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五谷生产中自己创作、自己编唱的歌曲。从炎帝“植五谷”开始,每一首都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见景生情,即兴而起,随编随唱,大多是表现爱情、农事、劳作和生活的。她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习俗从形成,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又经无数人演唱、无数代传承,逐渐成熟,日臻完美。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是民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
    汉东民歌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五谷劳作中最早形成的音乐形式,并由此孕育出其他民间音乐体裁以及专业音乐形式。同时也孕育和催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汉东民歌这一珍贵的艺术品种。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传唱与孕育期,久唱不衰。可以说,以汉东民歌为代表的民间歌曲是华夏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
    2、随着时代和五谷生产的科学进步日臻完美
    我国民歌在以湖北省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流传得较为广泛。汉东正好地处这个区域。而这里又是炎帝神农的出生地。据考证,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是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风”说的就是民歌。那时收集民歌叫“采风”,统治者通过收集的民歌来观察社会和民情,《诗经》中的“风”包括当时15个诸侯国的民歌,共计160篇,大多数属于湖北汉水流域(今天的随州襄樊、十堰,以及陕东南一带)的民歌。南朝乐府的西曲歌也有汉水流域民歌的血缘。所以汉水流域的民歌更应该有炎帝神农时代的血脉。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发达起来,同时民歌也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从此民歌从农田里走进大雅之堂。屈原是湖北人,想必汉东民歌对他的影响不会小。
    西汉时期,农业生产已经进一步发达,针对音乐,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更加发达了,此时的民歌已经风骚到整个中华大地,再没有人关心哪种歌起源哪里、流传于哪里了,民歌促成了一个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此时的民歌已经明显地分为南方民歌与北北方民歌两大部分。这一时期民歌的显著特点是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论北方民歌的粗犷、豪放;还是南方民歌的清新、活泼,都不是单一民族风格色彩
    到了唐代、宋代,农业生产已经进十分发达,此时的中国封建时代文化也到了兴盛时期,民歌自然也到达了一个鼎盛时期。盛唐时期,中原的民歌不但走出到了边疆,走出了国门,而且边疆少数民族的歌舞艺术也传入中原,对于中原的音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民间音乐中的说唱与戏曲逐浙形成。有关唐代的民歌,我们从敦煌所藏曲子中可以找到一些,如《五更啭》。宋代的“曲词”很盛行,当时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新型演唱形式。
    元代以“小令”而闻名,“小令”是民歌的一种,现今西北地区的民歌仍有以“令”命名的山歌。元代的小令流传后世的很少,元代统治者对民间带有不满与讽刺时事为内容的民歌,视如洪水猛兽,严禁传唱。
    明、清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农业生产应该不比前朝任何一个时代差,此时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镇市民阶层兴起,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民思想异常活跃,民歌的类容也因此发展了、拓宽了,特别兴盛。并走出了田地,有很多走上了舞台,这时已有半职业艺人演唱民歌小曲。
    从炎帝平整土地创作出劳动歌算起,汉东民歌经过5000年的传承与精炼,早已炉火纯青了。从汉水民歌的起源与发展上看,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生产五谷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显得十分重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映人民新生活的民歌如春笋般的大量涌现出来,不但题材新颖多样,而旦音乐格调更加活发、热烈、开朗、明快,充满了向上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二、汉东民歌在五谷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
    1、唱歌是五谷生产劳作中的精神调节剂
    从事五谷的劳作是十分枯燥的,农田干活的人更渴望精神鼓舞和情绪调节,劳作中唱歌最能代表劳作特点和劳动气氛。正因为唱歌是劳动中的精神调剂,汉东一带的随州农民,至如今还保留着边干活边唱歌的老习惯。有民歌唱道:县官出门槌打锣\和尚出门阿弥陀\戏子出门唱花鼓\种田人出门唱山歌。随州民间还有一个广为流传故事,足以说明人们喜欢唱着劳作:说的是一个耕夫喜欢唱歌但只记得一句好听的句子,犁田的时候,翻来覆去就唱那一句。一个过路的人喜欢听歌,索性坐在田边欣赏,听了好长时间见他只有那一句,没有下一句。心急火燎地问:“大哥,你怎么只这一句?”随州人习惯将共同拉犁的两头牛叫“一犋”,耕夫误认为是问他犁田的“一犋”牛,回答说:“兄娃(哎),哪儿有一犋(啥),配了老表那头嬷子(公牛),才有一犋。”
    民歌在传承和发展中,逐渐注重了体裁的实际应用,不再完全受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制约了,人们经常在相同的生活、劳动场合中歌唱不同体裁的民歌。以调节情绪,丰富文化生活为主。汉东民歌的音乐风格性极强,它的艺术特色是生活化和大众化。人们用民歌来歌咏他们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感情,可以在行走中、劳作中、各种文艺活动中以及各种场地、时间演唱。他们以歌声表达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爱情,酣畅淋漓,听起来情动心悦,能起到提神、悦心,加劲的效果。歌词通俗、美妙,很具情趣。以独唱、道白、一引众合唱、一唱一对、载歌载舞的传唱方式传达着民众的喜怒哀乐。汉东民歌贴近生活,琅琅上口,容易学习,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很快就学会并跟着吟唱,并且容易流行。
    生产劳作中的调情是一剂提起精神与忘记疲劳良药。情歌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禾启发性。听起来情动心悦,酣畅淋漓,能起到提神、悦心,加劲的效果。最能让汉子动情,最能使男人陶醉与放松。随州民谚有“女就是力量”之说。正如民歌里所唱:“吃了饭我软瘫瘫\四两棉花懒得担\隔山听见姐说话\怀抱石磙跑上山。”所以情歌就是汉东人的精神伙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也是田间地头劳作和休息时的一种娱乐方式。在汉东民歌中,情歌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可以说是民歌的主体。
    情歌对情和爱表述情随心生,声随情动,更是入木三分,唱起来绘声绘色。关于情歌,随州民间还有一美妙的传说:过去,有一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整天坐在秀楼之上寂寞无比,常听见远处田间传来一男子的秧歌声,秧歌唱的激情高亢,优美缠绵,十分动听。长日久,千金小姐为那秧歌男子而得了相思病。父母对小姐的病百思不得其解,忙情来了一郎中。郎中弄清内情后,就请那秧歌男子到小姐面前唱上一曲,小姐终于得见那秧歌男子的真面目,原来是个又秃又麻的老者,小姐的相思病从此痊愈。
    情歌卿卿我我,非常优美动听。水是山中的精灵,歌是心中的情绪。绿油油的田野,花香滴翠的轻风,慢悠悠的乡村,渔舟在轻轻地摇,河水在静静地淌,焉有不生情之理?有情就想抒发,歌是最痛快淋漓的抒情方式。山间打柴的小伙,河边浣衣的姑娘,锄禾而归的农夫,车水的汉子,弓背插秧的佳男、美女他们都是五谷生产的直接参入者,他们身上都有歌,都是歌手。劳也是歌、作也是歌,行也是歌,站也是歌,“开门都是歌,唱到日落坡”。
    情歌的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在方言化、口语化、生活化和形象化上。回环、含羞、含蓄、神韵、咏叹等众多的修辞手法,把汉子的多情,女子怀春,内心深处的甜蜜、幸福、盼望、快意、缠绵、焦躁、不安等情绪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出于精神生活、爱情交流的需要,不断创作它、传承它、丰富它,使之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播放着奇异的芬芳。它像甘泉一样滋润着世代随州人的心田。如:“同路走来你不提\岔路分手你叹气\你是男子羞开口\我是女子更害羞\哪有长江水倒流。”“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听见哥哥唱上来\热身子扑在冷窗台。”这些情歌都十分含蓄、神韵、美妙,很具情趣。逗人的效果极强。
    田间的情歌男女对唱更是入木三分,歌中通过男女问答对唱,问得有趣,答得俏皮;情感演绎,步步升华。看似平常中环环相扣,信口应对里机智巧妙。曲调欢快而优雅,在流淌的浓情蜜意中,彰显出农家男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性格的爽朗和心灵的聪颖。如:“(男)正月探妹子闹元宵\哥哥的干妹子长得那么好\打你门前过呀\为啥把膀子摇\知道不知道?(女)小妹子一听急忙开言道\叫一声才郎哥哥细听奴根苗\咋会不知道呀\哥哥呀\是爹妈管紧了\不叫往外跑。”如此的情丝丝意绵绵让人不能不动情。在那愚昧而生活沉重的封建时代,无数涂炭的生灵正是靠着这种可怜的乐趣和精神安慰才一天一天熬过那漫长的艰难人生。
    2、歌唱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用功能。
    在民歌中,与五谷生产息息相关劳作歌是产生最早的民歌。五谷生产有很多活动需要集体行动,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先人们为了把大家团结一起,常常发出前呼后应的呼喊。这说明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在集体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重要的协调与指挥功能。而炎帝就是最早的劳动指挥者。炎帝“植五谷”将人们的生产劳动组合在了一起,那时期的劳动歌调子比较原始、固定、散乱,歌词比较单调,有的则只是咳嗬、哎嗨的呼呐声,在劳动中起着号令的作用,要求歌声与劳动节拍和谐一致就行了。
    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劳动者也需要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号。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吆喝、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在生产劳动中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它的内容主要是靠劳动的呼声组成,在一领众和的形式下,加入少量指挥劳动和鼓舞情绪的词句。这些伴随着劳动重复出现的、有强烈节奏的呼喊,就是萌芽状态的民歌——早期的劳动号子。这种歌唱的确有便于组织、号召和指挥集体劳动之功能。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它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从事五谷劳作与民歌是相辅相成的,劳动的强度越大,对劳动号子音乐表现的制约也就越大。反之,劳动强度较小,劳动号子的歌唱者就可以有较大的余力去斟酌和发挥劳动号子音乐的艺术表现。在农事劳动中,不仅打哦、插秧、车水、锄草时唱歌,搬运劳动中有装卸号子、推车号子;水上劳动中有行船号子,建筑劳动中有打夯号子、伐木号子等。天长日久经过发展和分类,劳动歌逐渐区分出各种号子、田歌、秧歌、车水歌、夯歌、伐木歌、搬运歌、采茶歌等。其中劳动号子该是汉东民歌的基础,而打哦秧歌、车水该是劳动歌曲的核心。
    作为一种语音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那强烈的节奏感。每一首劳动歌都有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节奏,它是凝集了生活中的劳动节奏而创造出来的,因而充满了浓郁的劳作气息。在从事紧张而又高强度的劳动时,动作强烈,呼吸短促,劳动气氛浓烈,这时唱出的劳动歌必然节奏鲜明急促、强音不断、顿挫有力,给人以集体力量的雄壮和劳动创造世界的有力的感染。在体力劳动比较轻,或间歇时间长的劳动中、劳动歌的速度比较柔缓,节奏感较弱,音乐上的变化比较丰富,结人以优美的旋律感。
    3、民歌在五谷生产中是表达欢愉和痛苦的工具。
    民歌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自由抒发情感的歌种。传统民歌内容中表达爱情和苦难是最常见的。农民生活历来极为贫苦,从流传的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不仅仅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中有他们的情和爱,也有他们的愤懑、不平和希望。他们唱出“神农皇帝也是种田人”的同时,也通过民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倾诉自己生活的痛苦,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贫富悬殊的旧社会,倍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只能用歌声来表达对剥削者的反感情绪。为生活所迫,穷人不得不去揽长工、打短工,在年复一年的压迫、愤懑和离妻别子的痛苦人生中,自然需要发泄情绪、咏叹人间离苦、思念和期盼的歌曲。如:《孟姜女》、《穷人真可怜》、《长工十月苦》、《寡妇自叹》等等,都是诉苦和表达愤懑的民歌,这些歌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生活情景,发出了“你享福来我受穷,这种世道要改变”的呼声。此外,争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对烟、赌毒的民歌也为数不少。
    五谷丰收了,人们需要表达庆祝和喜悦,这项活动更需要歌。据说庆丰收也是从炎帝那时开始的。自从有了《扶犁》和《丰年》,人们干活更有劲头了。那年,烈山下的庄稼格外壮实,所以收成很好,大家准备在迎新春之日载歌载舞,搞一次大年‘蜡祭’。
    炎帝听了十分高兴。他说我老感觉光靠木棒敲打与人的口唱太生硬单调,缺少气氛,如果再争加点弦音,效果一定更好。
    见乡亲们对“弦音”不解。炎帝说我在教人们织麻时发现,丝线在木机上拉紧后,弹打出的声音就十分动听,我想,如果将几根丝弦固定在一块木头上,再在弦上面弹打,不就能和我们一起唱歌了吗?我在采药的路上已经弄到了一块很好的木头,我正在琢磨怎样造型,怎样定音哩!我初步把它称作琴。
    经过七天七夜过去,炎帝的琴终于制作好了。他用桐木挖凿琴身,用兽筋做琴弦,琴身长三尺六寸六分,琴体上有五根弦,分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以手弹之,轻柔悦耳,让人身倾心醉,琴声一响,人们就无法按捺激情,顷刻间随着琴声狂喊舞跳起来。炎帝根据人们喊的规律,依照顺序入情于理地将《扶犁》和《丰年》合为一体,并加以整理,炎帝称这支曲子叫《丰年之咏》,以便大年“蜡祭”用之。“蜡祭”时,人们在地上烧起了一堆大篝火,旁边摆满了用陶盆盛着的烧熟了的鸟兽肉和饭团、野果等。大家一起唱蜡祭歌,炎帝神农端坐在一个土埠上,用他新造好的五弦琴,弹起了《丰年之咏》。这五弦琴音极其动人,嘉谷的红色神鸟,也闻声从天宫飞来伴歌起舞。烈山的众男女和着琴声唱起来、跳起来。炎帝与民同乐,大家唱着歌,跳着舞,通宵达旦。后人为了纪念炎帝,每年腊月三十都要举行一次这样的腊祭联欢活动。这种庆祝活动,通过传承和发展成了后来的“春节”。
    后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劳动歌早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呼喊号令了,而且还描写劳动的过程,表现与劳动者的思想感情相关的生活情态和风俗特征,演变出抒情式的劳动歌,劳动的呼声在其中起着点缀节拍的作用。
    表达喜庆的民歌常在户外演唱,曲调多高亢、嘹亮,节奏多自由、悠长,歌词多为农人即兴创作,贴近生活、贴近农人。民歌的歌词具有纯朴的情感、大胆的想象和巧妙的比喻等特点,生动鲜活,真切感人。流传的民歌更多是反映出劳动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态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人民对劳动的积极和热情,充分显示了农民的自种再收的快意、自豪感和乐观主义情感。
    另外。在五谷生产中,民间歌曲的多功能性除了娱乐、调节情绪和指挥劳动作用外,劳作歌曲还有多重功能。其多重功用表现在:一是教育与传承功用。汉东流传着很多评说古人古人、古事的史诗民歌,其中记载了人类的起源、民族的发展与变迁、英雄史诗、生产生活和礼仪知识等内容。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叙事性和鲜明忠奸、善恶褒贬立场。过去民间很少有人读书,目不识丁的人也需要“以史为鉴”他们靠什么连接前三皇后五帝?民歌是最好的途径,要不然民歌中就没有这么多《讲古代说先人》了。因为人们需要知道的更多,古人歌前三皇后五帝的故事尽在其中。所以人们爱听,爱唱、爱学;二是人生礼仪功用。在诞生、成年、婚姻和死亡四个人生的重要阶段,民间歌曲常伴随礼仪活动,成为其中重要的程序;三是祭祀与驱邪功用。一些民族常在由巫师、神婆主持的祭祀、驱邪仪式中歌唱;四是交际功用。包括恋爱、交流、送往迎来和对歌斗智等,常在传统歌唱节日或日常生活中歌唱;五是表达人民的心声。民歌是劳动人民心声的代言者,许多传统民歌表达了人民对旧时代不合理制度的反抗。
    三、汉东民歌的个性与特点
    1、有轿浓的地域性。
    民歌是个大世界,内容和题材,较全面地反映了本地区的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生产斗争和生活、风俗等各个侧面的生活风貌,也饱含了本地区社会、文化、历史、民族、文学和艺术。汉东民歌大多依山傍水而形成,与汉东的地缘风貌、人们的生活习惯紧紧相连。
    汉东民歌又以炎帝出生地的随州民歌更具有地方特色和地方风格。随州民歌围绕着桐柏山、大洪山而生情、定调、成音,这里南连荆楚,北与河南省接界,是我国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也是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使随州民歌有着南北过渡色彩的多样性。这里的民歌兼容南北风情,既有北方之强悍雄浑,又有荆楚之柔美清丽;既有江北的质朴通达,又有江南的洒脱灵秀;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和情趣。这就是不同于其它地方五句歌的特征。
    汉东民歌与汉东出产的五谷发芽、成长在同一个环境里。这里的五谷也因此出现过一些南北有别的自然现象。如:随北的吴山、新城及小、草、淮一带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都比随南晚半月成熟;而随北的民歌大多比随南慢半拍。
    2、有较高的艺术性。
    汉东民歌尽显地方民俗风情。有二句式、三句式、四句式,五句子,以及七言八句和杂言等。其中五句体民歌以独特的格调而比较突出,是随州民歌的主体。就名称而言,五句子歌就是以“五句”为段。五句体民间也称“五句连”“五句头”,又称赶五句、穿五句、抢句子等。从句式上说,五句子打破了一般民歌多为双句的特点,将歌中的一句或两句赶唱。它的—、二句与四、五句是山歌调子,是自由舒缓的部分,节奏较自由,然后在四句子中间突然出现了能容纳一联串叠句(也叫垛句)的唱词。中间的“赶句”有时是是连念带唱的朗诵调。有时前面几句是叙事,只有第五句才点明主题,可达到画龙点睛之效果。其节奏紧凑、速度较快,而后又转回到散句,使这一唱句与前后句形成鲜明对比,其韵味往往突出体现于第五句的巧妙设置上。出现了强烈的戏剧性变化,制造出特定的气氛,从而使整首乐曲充满生机和活力。
    汉东民歌以一章的短歌最多,同时也有两章和多章的。从汉东民歌的词曲的关系看,有词曲句数一致的,也有三、四、五句词配其它句数旋律的句式。有一部分是在单数句一句体和三句体基础上衍变而成五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双数句的二句体和四句体基础上衍变而成五句的。无论是哪一种结构样式,都具有它的独特风格,都能展现出绚丽的音乐个性。
    汉东民歌在我国的民歌宝库中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品种。就其内部结构形态来说,样式丰富多姿。它非常讲究艺术构思,入题快,联想丰富,中间大起大落,收束简洁明快,余味无穷。在词曲结构方面采用上下句体式,上句起兴,下句表情,往往一个上下句就揭示出一种深邃的感情状态或描绘出一种逼真的生活画面,像:“小小灯笼团纠纠\挂在红罗帐里头\劝声情郎吹了吧\你不害羞奴害羞\把灯熄了好风流”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曲调则运用并置、呼应、对比等句体,蕴含有丰富的美学意味。在反映民歌发展历史与民间社会生活状况方面,也具有典型的意义。
    汉东民歌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在表现技巧上善于将比拟、对仗、双关、重叠、倒转、反复、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结合使用,使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歌词借喻巧妙,风趣幽默,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旋律简单、优美,音程跳度大,音调高亢、辽阔,节奏比较自由,口语化的装饰音较多,往往在音乐的一开始处便出现全曲的最高音,感情充沛,表达强烈。具有鲜明的山水、田野风味。她早已获得了群众的良好口碑:“汉东民歌句句奇。神仙听了都着迷。”
    3、较强的适用性
    因汉东民歌诞生在农业出产的实践中,所以一直保持着很强的适用性。他的体裁的实际应用,又不完全受生活和劳动场景的制约,人们经常在相同的生活、劳动场合中歌唱不同体裁的民歌,作为劳动过程的调剂,丰富文化生活。汉东民歌也因五谷生产中的劳动的强度而决定节奏,使歌曲号子形成了坚定、有力的性格;也可根据表达情感的需要而决定韵律的柔和与缠绵。田野、山间的广阔使歌唱的劳作者为了山歌的远传而把音区提高、节奏拉宽;而面对卿卿我我佳郎情妹,民歌的调门行腔也自然会细腻温柔。
    劳作歌是配合劳动的,需要律动性,劳动号子的律动性就很强,音乐中的典型节奏形态,也是劳动号子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农事动作的不断重复及其节奏感,赋予劳动号子节奏的律动性。所谓律动性,是指号子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某种较固定的、周期反复的节奏型。这些律动单位不仅时值大致相同,而且常常有相对统一的旋律材料安排。汉东劳作歌的节奏律动型大致有三类:一是长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句;二是平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节;三是短律,一般一拍为一个律动单位。
    一领众和是劳作歌曲的另一主要特点。汉东民歌中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4、与五谷有较深的亲缘性
    汉东民歌体裁的形成与不同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和场景有关,这些背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歌各种体裁的基本表现方法和艺术特征。种植五谷首先需要开挖、平整土地,于是就有了无数像炎帝一样,从大家一起用力推走荒地大石头而发出的“咳嗬”声中诞生《扶犁》的故事;汉东的五谷生产多以种植稻米为主,种稻子最主要的活儿是插秧,所以就有《秧歌》;稻子生长最关键是水,于是就有《车水歌》;蓄积水源需要建塘筑坝,少不了打夯、打硪,打桩,采石等,于是就有了《打哦号子》;五谷丰收了,需要搬运,于是就诞生了装卸、扛抬、船工、挑担、推车等劳动号子,五谷生产中的打麦、舂米、薅草等大多农事活动都有专业歌曲和号子。农产品上市场,还有叫卖歌。五谷丰收了需要庆贺,当然需要载歌载舞。
    在劳作歌号的基础上,汉东一带逐渐成熟并衍生出了山歌、号子、秧歌、小调、灯歌、花鼓、孝歌,以及风俗歌、叫卖调等。品种繁多,风格多样,呈现出纷杂多变的繁荣局面。其音乐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和宣泄人物复杂感情。
    结论
    汉东民歌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歌。它为了五谷生产而产生,又在五谷生产中而产生。千百年来,汉东民歌以其独特的歌词结构、精粹的比拟手法、巧妙的双关谐韵、朴素晓畅的艺术语言、优美动人的韵律而被人们喜爱。在劳动人民的共同参与中,五谷生产被艺术化了,人们生活被艺术化了。这足以说明:是五谷生产催生了民歌,而民歌又促进了五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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