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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的考古解读

2016-7-5 10:45| 发布者: 炎黄文化| 查看: 569| 评论: 0|原作者: 炎黄文化

摘要: 炎帝神农的考古解读 包毅国 时间的尘埃很容易遮蔽历史的真实,唯有近代考古学的出现,能用特殊的手段轻轻拂去蒙在历史真实之上的尘埃,寻找到历史的真相。考古不是挖宝,而是还原一个民族发生过的故事。恩格斯说 ...
炎帝神农的考古解读

        包毅国

    时间的尘埃很容易遮蔽历史的真实,唯有近代考古学的出现,能用特殊的手段轻轻拂去蒙在历史真实之上的尘埃,寻找到历史的真相。考古不是挖宝,而是还原一个民族发生过的故事。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1]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真实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前途,忘记自己的历史或歪曲自己的历史,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背叛。考古学更多的时候面对的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废弃物、先民们日常生活的垃圾和残留在大地的细微的痕迹,并从中搜寻有价值的信息,以复原文化历史和人类的生活方式。[2]    考古能够从一个细节的真实之中,获得整体的真实。南水北调工程在丹江口双树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抢救性发掘出的手斧,是8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活动时留下的。手斧是研究早期智人心智发育的特殊石器,这个发现用实物证明手斧文化圈在西方,东方也有手斧,而且东方的手斧看不出与西方的手斧有文化上的交流。[3]进而能够推理出东方文明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原始人创造性思维,劳动工具的制造带来脑容量进化。历史是不能超越的,人类从猿类进化到现代人,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没有漫长的时间,让人类创造性地制造工具,就无法大量使用自己的脑力,思维方式的变化,才让人的脑容量得以增加。而不是一个两个聪明人出现,就能够实现脑容量的扩大。一代两代人的智力提高,对脑容量的增加,也是微乎其微的。猿类脑容积量为600-685立方公分,现代人为1200-1700立方公分。[4]如果没有脑容量的扩大,就难以有后来的农耕生活发生,也不会有今天的大数据时代。人类脑容量的增加,才拥有复杂的思想,才逐步拥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手斧的发现看起来与炎帝神农毫不相关,就好比西方国际资本追逐巨大利润与诞生共产党领袖集团几乎没有联系。清王朝积累的社会矛盾,需要社会发生变化,国际资本的扩张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清王朝希望从内部进行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最后导致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发育的不完善,缺乏引领社会进步革命的能力。这场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并没有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因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曲折奋斗,艰难坎坷中选择了毛泽东等许多杰出革命家组成的领袖团队。中国的历史文化生态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必然,产生毛泽东等领袖集团是历史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说,农耕生活的发生,漫长的旧石器时期为炎帝神农的诞生做着充分的准备。当历史文化生态的堆积达到一定的厚度时,社会进步是历史必然,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引领历史进步的英雄或英雄集团。所以从考古的角度认识炎帝神农,绝对不是去发掘一个新石器时期的头盖骨,证明这个人是炎帝神农。考古就是通过先民的遗迹和遗物,发现历史变化的生态。
    其实证明一个生物性的人物叫炎帝神农毫无意义,就好比研究领袖生物性的特征,毛泽东喜欢吃辣椒、喝茶连茶叶一起吃下去,这些个人生物性特征再真实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没有本质性联系。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候,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思想行为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研究领袖的思想才具有典型意义。同样的道理,炎帝神农引领着历史的走向,从蛮荒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领袖集团中最杰出的英雄。炎帝神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一个集团,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认识历史的文化生态的堆积厚度,就能够认识历史的变化,会什么时候到来。历史文化生态的积累的是历史的量变过程,这种堆积是十分缓慢、也难以察觉的,发现这种量变需要哲学思维方法,质变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变化,但没有历史的量变,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质变。炎帝神农的诞生,就是历史的质变,或者说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炎帝神农的核心内涵是农耕生活的创造。中国农耕生活发生在新石器时期,得益于旧石器时期先民创造的积累,有了漫长的文明积累,才有新石器时期农耕生活的发生发展,才能取得超过旧石器时期300万年总和的巨大成就。农耕生活的发生实际上也是细微的变化,这种细微的变化同时还需要充足的条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进行过两次发掘,前后共发现4粒稻谷壳,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这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5]在这个发现之后,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跟美国哈佛大学的另外一位教授巴尔·约瑟夫合作,共同发掘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动作很大,但只发现了一粒稻子。这粒稻子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我们就是要找这个,这才像刚刚起源时候的东西,年代呢,是公元前一万多年。[6]1993年-1995年,严先生跟美国的农学家合作,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在旧石器时期晚期遗存、新石器时期早期遗存中,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酸体,稻子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硅酸体不会烂,它在土壤里面一定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旧石器时期晚期的地层有野生稻植硅石,新石器时期早期,则是近代栽培稻的植硅石。[7]
    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都处于大源盆地的边缘,两者相距仅800米,两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十分相似。上下两层地层堆积,上层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9000——12000年,下层旧石器末期大约距今15000年左右。吊桶环的下层存在大量野生稻,野生稻发展到栽培稻不是三五年、三五十年、三五百年的事,这中间隔着三五千年。稍微思索一下就能明白,历史的发展绝不是能够超越的。这里不是野生稻的大量生长的热带地区,已经是野生稻谷的边缘地区,只是因为生态环境相对优越,才有少量的野生稻存在。这种食物采集和加工都是很麻烦的事,而且味道与别的食物比较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吃。偶尔采集一点吃吃,不会激发人们刻意栽培的欲望,只是在人口增长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才有采集的欲望。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人们在谋求生存的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改造自身和改造社会的实践能力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8]
    整个新石器时期,生产工具依然以石器为主,只不过石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和旧石器相比得以巨大进步。石器的磨制过程中,切割法和管钻法得以使用之后,生产工具更加顺手,这就让采集的效率得以提高。野生稻大量采集应该与陶器的出现密切相关,野生稻的颗粒很小,可以用石器脱粒,但生吃味道非常差,没有办法用烧烤的方式,只能用陶器水煮的方式。早期的陶器形制很简单粗糙,用泥条盘筑的手法制成,陶窑没有密封,窑内的温度得不到集中,烧成温度很低。只有陶器制作有了专门人员之后,陶器的制造技术才逐渐提升。而这不是三五年、三五十年、三五百年的事。只有社会分工出现,从手盘捏坯到慢轮拉坯,再到快轮拉坯,改进陶窑结构,采用竖穴窑、密封、加深火膛,燃料得以充分燃烧,温度才得以提高。
    野生稻也是从采集,到模拟野生稻的环境进行的高级采集,再到制造野生稻的生长环境。制造野生稻环境的时候,才开始了稻谷农业耕作,需要翻耕土地,制造出沼泽地一样的环境。野生稻多生长在光照很好、低湿沼泽的地方,寻找这样的环境,移栽野生稻,只是一种高级别的采集,但其中已经有了农耕的因素。有意识制造出稻谷生长环境,就是创造先进的农耕技术。野生稻到栽培稻,稻谷产量得以提升。所有的植物从野生到栽培都能提高产量。原来最早的玉米,只有两三厘米高,以后越长越大,是人工培养的结果。[9]
    在人类的各种农业耕作方式中,和小麦、小米、玉米相比,稻谷的耕作技术困难是最大的,技术水平也是最高的。稻谷培育和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力和智力投入。稻作农耕有明确的田块和田埂,田块内需要保持水平,旱了需要浇灌,涝了需要排渍。同时它还需要准确地掌握时令变化,确保足够的光照和适度的气温。种过田的人才知道,甚至早一天播种、栽秧,几乎都关系着收成。特别是土地的平整,水利的兴建。而这是一家一户难以完成的。它必须有家族的力量来支持,家长必须有权威,保证家族内部的分工合理。稻谷的这些植物特性逼迫种植者必须聚集,只有聚集众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土地的平整,堰塘的修建。[10]
    稻谷种植最需要水,水是流动的,上游蓄水有利于下游也威胁下游,两者之间实现和谐,要确保各自不同的利益,就结成命运共同体。上游与下游的居民不一定有血缘的关系,要结成命运的共同体,就突破血缘的界限。协调两者关系这就不仅仅是稻谷种植技巧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宏观的社会管理层面。从事稻谷种植的人,要在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进行精耕细作,就必须进行这种协调。稻谷种植的精细耕作衍生出两个因素:一是族,就是亲缘的聚集;二是序,理性的秩序。稻谷的种植,需要的时间较长,因为土地平整了以后,需要数年精心呵护,才能慢慢盘成丰产的稻田,长时间的等待,需要安定的社会,稳定的人心。长远的投入必须有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稳定,它包括人心的稳定,家族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精细耕作让祖先有了家族,精细耕作的丰硕收获让家族间团结更为紧密。种植水稻的农人比种植旱地的农人更加稳定,更有精力来改进农业技术,进而养成了他们较高的技术文化素养。可见稻作农业不断是文明发生的基础,而且对文明的发展有相当地促进作用。[11]
    稻谷种植的发生,在长江流域偏南的地区,野生稻的北部边缘地区,应该是稻作农业起源中心。[12]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这个起源有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等。发生与发展是有区别的,只要人口的增长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逼迫人们思考稻谷种植方式,以获得更多的收获,这就必然促进稻谷生产的发展。进入新石器时期晚期,稻谷种植得以极大扩展。不完全统计,到1993年底,发现的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达到146处,其中长江中下游有105处,占71.9%,是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最丰富最密集的地区。说明中国的稻作农耕是从长江中下游发源,然后才向周边地区扩展的。[13]
    我们在用考古材料强调长江流域稻作农耕文化的作用时,决不要排挤和否定黄河流域的粟黍农耕,黄河中下游有宽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冲积土壤,华北的狗尾巴草和野生黍,能够培育成粟和黍,虽没有发现粟黍农业栽培发生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家正在努力探索。但是新石器时期中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左右,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体系已经形成,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就发现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大量的粟的朽灰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十万斤以上。[14]这一时期,黄河流域文化被称为仰韶文化,范围十分广泛,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仰韶文化的前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基本平等,同一地区的社群之间看不出明显区别。长江流域的稻作种植技术虽然不能被复制到粟黍种植生活中去,但社会管理和组织的模式促进了粟黍农耕的极大发展。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进黄河流域文化发生质的变化。黄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和北部降雨量较少的地域,不适宜种植粟黍的地区,有丰美的草场,生活着流动的牧业族群。这是强健的游牧族群,遇到没有足够降雨的天灾,草原的生态就难以承载过多的牛羊。靠牛羊生活游牧族群就会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自然向黄河有水的地方去,强悍的游牧族群进入黄河流域,就有了新的生活选择,既能定居下来种植粟黍,也会等天灾过去再回去过游牧生活。很多的游牧族群把炎帝神农奉为自己的祖先,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就是从内心深处认同和接纳了农耕生活方式。天灾带来了不同生活族群的流动,也带来生活习惯的交流,精神文化的交流,接纳、包容、认同,人们在交流中会学习别的族群和民族的长处。新石器时期晚期是农耕生活发展成熟的时代,也是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聚落遗址的数目成倍增加,人口大幅度增长。[15]
    交流很多时候并不是平和的,充盈着野蛮和血腥。西亚的小麦种植方式诞生的令后世惊叹的文明,就是那几处文明缺乏中国交流的时间和空间,消失在野蛮和血腥之中。黄河流域作为交流的前沿,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在情理之中。生产技术的提升,手工业分工创造了财富,为掠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传说中轩辕黄帝,车前的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所以号称轩辕黄帝。牛的驯化在中亚完成。野牛成为家畜,极大地推动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粮食的剩余。中亚游牧民族对牛的驯化,进入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国的历史就发生质的变化。财富是农耕产品的剩余,也包括能实现剩余的生产资料。财富的出现,就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仰韶文化后期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出现贫富不均和社会地位的变化,社群之间出现了权力的分化。大汶口文化后期的聚落形态已经成为金字塔形,表明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16]
    马步是一种最稳定、最好发力的步法。黄帝“服牛乘马”肯定是历史的真实,只有从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获得“服牛乘马”的能力,就能获得一种速度和力量的优势,还有游牧民族充满野性的精神和有效的组织配合,就能迅速改变与农耕社会力量的对比优势,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经济落后部族有马的速度和力量,就有了优势,获得政治的治理权力是历史的必然。没有财富的原始社会,采撷渔猎是从大自然中索取,部落间不会有大的冲突,获得对方的人口是一个负担,剥夺对方的生命没有丝毫意义。只有生产力发展之后,人口也是生产力,通过武力既能获得对方的财富,也能获得人口。考古发现有三,一是武器的改进,二是城堡的出现,三是战死者的乱葬坑随处可见。[17]频繁的战争使已经存在贫富分化更加突出,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更为显著,这就预示着中国社会即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政治文明的诞生就是历史的必然。所谓天命,就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人民的期盼。
    这种政治生活模式的根本诱因是农耕生活的成熟,只有农耕生产力的进步,才有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农耕生活的发生发展变化,是文明量的积累,文明的堆积是极为缓慢的,人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堆积。人们怀疑炎帝神农诞生于随州厉山,就是因为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文化质的变化,很少关注文化量的变化。文化的质变一眼就能看到,文化的量变,需要哲学的思维才能看到。一个人具备哲学思维,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炎帝神农故里在随州,首先必须确定炎帝神农是成熟的农耕生活,当这个前提存在的时候,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这个判断才成立。农耕生活的成熟必须获取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地域的农耕生活营养,在文化的交流中被人们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同和接受就是获取,获取最多的地方,需要一个承载的载体,“随枣走廊”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同时也能获取东南西北农耕生活的营养,成为农耕生活成长最好的地方,所以被认为这里就是炎帝神农故里。获取营养的过程几乎是难以察觉的,只有通过仔细阅读考古发掘报告,才能感知随州在铜石并用时代的农耕文化生态既有对周边地区的联系,也有自己新的发展。随州西花园遗址中用来喝酒的酒杯就达到200多件,从而可以间接感受到随州农耕生产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周边地区,其实,这是农耕文化生态的积累达到一定厚度的具体表现。[18]
    《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其实人类社会进入到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分化明显,战争似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用于攻防的城池大量出现,不仅说明社会酝酿着深刻变化,也说明原始社会行将走完他的最后历程,原始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他的顶峰,[19]人类原始时代的终结,轩辕黄帝建立的政治文明引领中国走进伟大的文明时代。司马迁是一个聪明的历史学家,他感到炎帝神农的历史太久远,就直接从黄帝开始写起。他很明白轩辕黄帝的政治治理范围不大,这一点也不重要,在于他创建了人们期盼向往的一种政治生活模式,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封禅书》也说:“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就如同中国农业的起源一样,新石器时期已有南北两大系,也有不同的与神农相关的神话人物,这些人物反映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先秦神农与炎帝是不同的人和神,都属于伟大发明创造的人格化和神格化。烈山又写作厉山,即今湖北随县境。[20]炎帝与黄帝同时代关系似乎很密切,跟神农好像不是一回事,汉代刘歆编《世经》编成一个人了。从考古学来观察,神农是代表农业革命的先驱,黄帝则是文明起源或所谓城市革命的先行者。[21]
    但必须指出,炎帝神农与轩辕黄帝有极为明确的传承关系,如果没有这种传承关系,就和古老的埃及一样,说埃及拥有五千年文明,乍一听没错,细琢磨就错。现在的埃及和五千年前埃及文明没有关系,不是一回事。五千年前的埃及属法老文明,后来被希腊罗马化,再后来,又伊斯兰化了。今天生活在埃及的人与博物馆所存的那些东西,跟他们的祖先没多少关系。中国人的历史感是非常强,不仅仅是历史兴趣,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里,地下的文物跟历史的记载完全吻合。中国人喜欢历史、注重著史,使我们的文明得以传承,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中国文明虽不是人类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然而唯有中国文明是人类世界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就算异族入侵之后,聪明的统治者就以炎帝神农嫡传子孙自居,敬仰祭祀炎帝神农,就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国文化上的大一统,有了这种文化的大一统,才有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实际上政治经济上的大一统是十分脆弱的,前苏联政治、经济一夜之间的瓦解,根本原因前苏联应该是缺少文化的大一统。
    [1]转引自桑林峰《对待党史当怀一颗敬畏心那就是共产党人的一切》《人民日报》2011年1月19日第4版
    [2]马利清主编《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沈春蕾:《中国手斧出土记》《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6版
    [4]柯斯文著《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页
    [5]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严文明《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2009年01月08日(10版)
    [7]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8]庞卓恒、李学智、吴英着《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9]严文明《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2009年01月08日(10版)
    [10]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1]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2]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3]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4]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5]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16]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7]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18]武汉大学历史系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西花园与庙台子》(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9页
    [19]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20]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页
    [21]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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