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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的文献解读

2016-7-5 10:47| 发布者: 炎黄文化| 查看: 536| 评论: 0|原作者: 炎黄文化

摘要: 炎帝神农的文献解读 包毅国 炎帝神农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也是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是用神话和传说保存下来的,是人类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民对历史的记忆和传播,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是原 ...
炎帝神农的文献解读

        包毅国

    炎帝神农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也是人类最早的历史记忆。这个历史记忆是用神话和传说保存下来的,是人类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民对历史的记忆和传播,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是原始的“口述”来实现的。先民在“口述”的时候,无疑也有自己的想象。所以这些神话和传说包含着真实的人和事,也有虚构的成分。即使是虚构,也与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文字产生后,这些远古的传说被加工、整理记载下来,成为史学家研究、探索先民初始时期的重要资料。[1]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是三部分,开创生产生活、战胜自然灾害、部落冲突融合。这些神话传说之所以是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就是它在人类在艰难无奈的时候,它给予了人类战胜艰难跨越坎坷的力量。生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世界上没有脱离物质的生命,生命依赖物质而产生和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们需要获得物质创造的源泉。中国的地理环境虽然有一些阻隔,但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在遇到重大变故时,能够交流,炎帝神农作为一个英雄的符号,很容易被艰困生活中的人们共同接受。    这种文化上的大一统,其实来源于人们共同的生存意识。虽然中国的地域广博,最重要的地方是中国的长江黄河。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基本上能够让衣、食、住、行得到保障。一个会种田的圣人是这种保障的核心和基础,无论在中国东南西北任何一个地方,从内心深处认可一个会种田的人作为自己的祖先,继承祖先传承下来的种田经验,并从这个祖先身上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就能够顺利战胜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炎帝神农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大地之上,战胜艰难险阻,走向文明的思想共源的基础,这就是文化的大一统。这是灵魂深处的思想一统,这种思想意识的一致,就是中国文化一统的理论根据、价值依托、意义支撑。没有这种文化的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上的大一统都是极为脆弱的。
    “统”这个字在汉字中出现的较晚,许多版本的《说文解字》,都无法找到“统”这个字的甲骨文以及金文写法。甲骨文的历史意识相对薄弱一些,多不涉及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金文的历史意识则强烈一些,金文的结尾多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字样,这是涉及财产的关系的铭刻,是历史凭证。“统”的篆写“”。纪也。从糸充声。“统”的原意是丝的头绪,抽丝由开头络绎而出,所以延伸出世代相继的系统。[2]把一堆丝线的线头绾在一起,成一个总线头,就是“统”。这个“统”有核心的意思,只要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就抓住了关键。所以古人解释“统”说:“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3]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强调正月,就是把握核心。正月是开头的一个月,乃一年之开局,掌握好这个月,一年就是好日子。认识了“统”字的内涵,就能够深刻理解祖先要一代接一代“口述”传说中的英雄。这个英雄人物只是传递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承载着民族之魂,生长着民族之根。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回望蛮荒时代,体味眼前的生活,勿忘先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就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渗入灵魂,人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一个强大的人必须是内心充盈着自信。农耕生活社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能支撑人内心强大?生活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想一想自己的老祖先,自己的子孙,人生就有了主见、也有了意义、更有了盼头。炎帝神农所处的原始时代,更加艰难困苦,有了他的跨越,才有了现实的生活,咬一咬牙,跨越眼前的这道坎,就有美好的未来。从祖先那里获得精神力量,炎帝神农就自然成了农耕社会成员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思想共源。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永恒的链,自己的一切行为就是这个永恒之链的一环。既是祖先精神的继承者,也是子孙未来的传递者。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既是对祖先的感恩,将来也能得到子孙的感恩。心中有了炎帝神农,整个人生就有了意义价值,一个人的精神寻到了家园,就有了内在的生命活力。人生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坎坷,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迷茫,也不会退缩。人类能够发展,就在于人不仅继承了先祖的生物性基因,更是因为人承接了祖先的思想精神。农耕生活中最需要炎帝神农担当和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就看有多大的担当,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有多大的担当就需要做多大的牺牲,有什么样的牺牲就能产生什么样的崇拜和敬仰。神坛上的英雄只要不坍塌,崇拜和敬仰的群体就有坚实的精神支撑,这个民族就有多么悠久辉煌的历史。
    炎帝神农形成人文始祖的共识,实际上就是文化大一统的具体体现。尽管人们内心深处知道,创造农耕生活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但也愿意认同和接受创造农耕生活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炎帝神农的诞生之地,在人们的意识中,认为应该是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见识少一点的人,在自己走到过的地方进行比较,自己觉得农耕生活比较优越的地方就是炎帝神农故里,于是有了中国南北几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域。应该说:黄河流域的陕西宝鸡、陕西高平、河南焦作,长江流域的湖南株洲炎陵县和会同县,都是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这些地方为农耕生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这些地方的人把自己的认识,以口耳相传的方式,铭刻在人们的内心,到文字成熟以后被记载下来。在交流不是很便捷的时代,见多识广的人毕竟较少。只有在中国东南西北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细心比较才真正嚼咀品味出,成熟的农耕生活要持续不断吸收别人的长处,才能种好田。最能够学习别人优长的地方,当然是居中的地方,能吸收到东南西北营养的地方,就是联系长江流域中游江汉盆地和黄河流域中游南襄盆地的“随枣走廊”。于是也有了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的传说。
    人们在内心深处恭恭敬敬认定炎帝神农为自己的人文始祖,这个时间应该和中华文明成熟的时间大致相同。目前史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炎黄时期,龙山文化前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龙山文化后期相当于大禹以后。[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也认为:三皇五帝的说法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测,上限不早于仰韶文化后期,下限应在龙山文化早期,也就是距今5500年-4500年之间。[5]新石器时期出现的农耕生活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短短数千年的时间,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就,超过了旧石器时代300万年的总和,也为未来数千年的文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6]人类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是以大多数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的。[7]
    中国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生活的族群,在艰难困苦环境里的艰辛创造,这种创造有先辈的经验积累,也有自身实践能力的进步。每一项成就单独看去也许微不足道,垒成整体之后熠熠闪光。炎帝神农的巨大功绩,既是各种不同生活的族群艰辛创造的集合,也是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聚集,有了这种聚集积累,就堆积成一座巍巍的高峰。这个中心的形成,促使碎化的文化向中心聚拢,成为一个巨型板块。中国文化因为这个中心的存在,就有了永久的稳定性。就好比原子核的存在,必然有原子结构。原子结构是原子核和微小的电子组成,微小的电子始终绕着原子核的中心运动,像太阳系的行星绕着太阳运行一样。中国文化是无数地域文化的聚集,聚集的方向是朝中心逐级大幅递减趋势。如同形成稳定的物理重心,稳定的力学的原理,有规则形状、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的重心在它的几何中心上。中国农耕生活有了这个炎帝神农核心,两种不同的农作物生产模式,融合为一个整体。发生粟黍农业的黄河流域和发生稻作农耕的长江流域围绕炎帝神农这个中心,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有了炎帝神农这个文化中心,就有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个农耕中心,中国地理版图就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至多是围绕农耕中心有“胖瘦”的区别,从没有发生过“器质”性裂变。
    一个国家有了文化的大一统,就必定有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尽管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曾经分裂,因为有炎帝神农文化的存在,分裂双方内心都有血肉分离的痛楚,分裂的时间越长,痛苦越深,统一的愿望越强烈。炎帝神农创立的农耕文化,就是以家庭为中心整体文化。这种整体的文化强调与天地、与人、与自己内心和谐统一。家、国、民族、天下,从家到国,是从很小到很大,然而却又是很容易实践事情。一个人奉献的整体有多大,人的生命价值就有多大。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是人类极其珍稀整体观念,实际上是走向天下大同的文化。甚至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乐意为家庭利益牺牲奉献,这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是很难想象的。[8]
    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只有一些刻画符号,被认为是文字的雏形。新石器时期比较普遍的刻画符号,有表形、表意、记事的功能,是不是文字的雏形,虽然有争议。人们都认为这些符号与后来成熟的文字有某种内在的联系。[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炎帝神农”四个字的甲骨文、金文写法上,读出远古人们对“炎帝神农”的认识。炎,火光上也。甲骨文金文小篆的写法区别不大,篆写为“”。上下两把大火表示火光冲天,会火焰冲腾之意。原义是火苗升腾,进而表示灼热。[10]帝是王天下之号。是统治天下的人。甲骨文写法是形似一堆横七竖八的架在一起准备点燃的木柴。“帝”是天神、天帝的意思。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金文写法“”。义符“示”是后来另加上的,象形符号是闪电的样子。它的原义是传说中的天神。神的威力是不同寻常的。[11]农是会意字,篆写为“”。从田从辰。“辰”是农具的象形。《说文》解:耕也,种也。《汉书·食货志》中有:辟土植谷曰农。炎帝敎民植谷,故号神农氏,谓神其农业也。又厉山氏有子曰农,能植百谷,后世因名耕甿为农。[12]
    这四个字的内涵中能够读出炎帝神农的核心内容,与后世文献中记载的炎帝神农内涵基本重叠。炎帝之“炎”可以理解为南方,神农活动的地域,在长江一带。《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神农称之为炎帝,这与湖北炎热的气候有关。关注中国文化起源的人,对于炎黄二帝分居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会有相同的认识。[13]甲骨文的“帝”字写法是祭祀天神、天帝的意思。[14]帝的本义是禘祭,首先是对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已故首领的祭祀。被祭的神被称为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称为某帝。[15]古代民和神是不混杂的。只有对人民有利的神才够资格享受人民的祭祀。“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能尊敬为神,神一定是聪明正直,不害民的。”[15]既然是神,就必然脱离人的生物性属性。如果用生物性的人来衡量炎帝神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如果是神,就完全没有了人的生物性,只有伟大的神性。无数英雄的神性聚集在一起,当然就高高站立在中国文化的神坛之上。今天繁写的“農”字依然能够看出上下结构,上面是田地,下面是种田的工具。这和《白虎通·号》的记载基本一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这就是说农耕的发生,是人口增长的压力所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进入到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对炎帝神农的认识被忠实记录下来。炎帝神农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记载:《易·系辞》中有:“神农以日中为市。”还有“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成书于战国前中期;《白虎通·号》中关于农业文明的始祖的描述,《白虎通》成书于东汉汉章帝建初四年;《商君书·画策》中有:“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成书于战国末期;《淮南子》中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淮南子·天文训》更指明地理方位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淮南子》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编撰,成书于西汉;《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国语》成书时间虽有争论,但普遍看法,战国初期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成书争议较少,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撰。后世还有许多关于炎帝神农的文献,基本上是这些文献的延伸,或者说是后人的理解。还有许多关于农耕生产发明的传说,很难详细地考证,后人就干脆附会在英雄身上,炎帝神农添了更多的荣耀。
    中国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极为重视历史的。夏商周时期,国家与地方有两种官员是很重要的,一是测定天地自然象和制定历法的天官,一种就是专门记录人、事、言的史官。这两种官员能够通用,为国家礼仪制度提供天地人文根据,也为生产、生活提供理论支持。西周以来,诸侯国无论实力大小,都有自己的史官和编年史。国家、地方上上下下对历史的重视,是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大一统文明形态的关键。关于炎帝神农的历史记载,史学家是很无奈的。明知道许多历史记载不可靠,也很矛盾,却又要想法捏在一起。司马迁是一个很聪明的历史学家,《史记·三代世表》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这句话能够看出,司马迁并没有把史前的传说看成真实的历史。愚笨的历史学家会以自己对历史的认知来质疑相关的传说和神话,想法用自己认可材料来解释历史。晋代皇普谧编撰《历代帝王世纪》时,不仅认同了刘歆炎帝和神农是一个人的观点,还干脆叫炎帝神农氏。同时把炎帝神农的图腾符号安在炎帝神农身上,于是就有了炎帝神农牛首人身的说法。
    早期关于炎帝神农记载的历史文献,最早的已经与传说的炎黄时代,相隔时间很久远。在没有现代考古学的年代,“久远”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现代考古学能通过碳十四的衰变把历史遗物的年代精准到很小的误差,而在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久远,是难以作出精准的时间判断。如果离开文化发生的大背景,解读历史文献,可能误判历史的真实。倘若直接解读中国农耕文化发生发展的山川江河,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耕文化,农耕生活离不开水。中国的水纵横交织,主要是江淮河汉,汉水为长江支流,归并为江,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淮水也被归并为河。中国这个整体不能离开长江与黄河,更离不开中国的汉水,汉水虽然也是东西流向的河流,但它是中国成为一个整体最重要的河流。汉水的上中下游是中国最重要的三个4万多平方公里的盆地,上游的汉中盆地,需要四川盆地支持和八百里秦川屏护,实际上汉水上游就联系着中国的西北。中游的南襄盆地紧紧挨着黄河中游,也就把黄河流域联系成一体,下游是江汉盆地,是长江流域的关键所在。
    读懂了中国地理的完整性,再来读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随州之“随”因汉水中下游的界山而得名。汉水中下游分界的山叫大洪山,上古叫陨山。[16]“随”字的最早写法就是“队”,说的是无宗无脉的大洪山像一个人一样从天而落,“坠落”的意思,与“陨落”相通。大洪山脉与桐柏山脉相峙而立,中间有一个狭长走廊,约1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很好的小型盆地。文化的发生发展需要载体,陕西宝鸡、陕西高平、河南焦作,湖南株洲炎陵县和会同县,考察一下,基本上都是生态环境相对优越的盆地,这些地域创造的农耕生活肯定为中国的农耕文化作出过贡献。这些地域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先祖享用,创造的文化只有归并到大中华才有意义。地域文化中的精神原则能够往出输送,一定有优势和长处,输送之后不仅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受到损坏,还能进入到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这种输送需要一个落点,落地能生根发芽的地方,是能够广纳博收的随州。随州吸收了中国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生活族群贡献的丰富营养,随州的农耕文化才有了成长的可能。随州能进入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就是这里的农耕生活闪烁着南北东西地域的光辉。
    中华文化显著的特点是多元共生。如果炎帝神农代表着南方长江文化,轩辕黄帝就象征着北方的黄河文化,两者的完美融合,构成一个民族的恢宏的历史。伟大文化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小水系文化生态发育成熟必然要凭着水系进入更大的水系。北方黄河流域的粟黍农耕中,蕴含着丰富的强悍和豪迈文化基因和元素,南方长江流域稻作农耕也潜藏着浓郁的精细与柔美,阴、阳、刚、柔相合相生,哲学上关于万物生成的古老而又根本性的难题在随州有了解答。何为“协和万邦”?[17]“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8]读懂了“随”,就认识领会了炎帝神农实际上是多元融合互补的不可替代的符号。中华文化的成长有了“随”的存在,才有广阔的场域和足够的空间,一个民族才这样充盈着勃勃的生机活力。炎帝神农文化的核心就是追求和谐、成就整体、奉献整体。有了这种追求,生命才有了品质和质量。人们把这个追求用两个字来表述,这就是“修身”!有这种修身,才能产生和谐、和顺、和睦、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合、祥和、调和、温和等效果的可能性才会达到最大值。
    炎帝神农创造的农耕文化是整体观,农业耕种需要顺应天地的运行规律,对生存环境的顺应,其实就是寻求与天地间的和谐。农业耕作需要整体的力量,整体的力量是从家开始的,家的力量不够,就延伸到族,再到部落,最后到国家。整体不仅仅是一个实体化的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心理和价值信念的超越性概念,根本指向是一个民族的心性和共同生活的意义世界。炎帝神农唤醒我们身上的“伟大”和“崇高”的神性,一个人浑身充盈着“伟大”和“崇高”的神性,就点燃了内心的光明之灯,人有了这盏灯的照耀,他的面前就再也不会黑暗。人如果有了神性,就不再是没有灵魂的皮囊,人有了灵魂就等于有了元气支撑,就有了永不衰歇的生命动力。赫尔德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19]正是有了炎帝神农的存在,炎帝神农子孙一代接一代不厌其烦地阐述、固化,中国文明才有了广阔的时空,今天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都与代代相传的炎帝神农文化相关。
    对于记载炎帝神农的历史文献,我们应该有基本的信任。华中师范大学知名历史文献学者董恩林在谈到历史文献时说:古时著书无名无利,学者何苦造“伪书”?其次,从事理推断,世界上任何国家、社会、个人,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传统,正如人不能自擢其发离开地球一样。其三,大量出土文献已然从根本上证明了先秦文献的存在。[20]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从《尚书》记载夏、商、周,到今天,从未间断,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史学家视真实如生命,才使历史文献得以传世。中国古代有史官,太史的意义重大。时间是一条完整的链,历史、现实、未来,太史就是让着链条不断裂、不脱节的人。历史是记忆,文字能够让记忆凝固成历史。一个民族认同的根本要素就是集体性记忆。这种群体性的共同记忆就必然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对历史的解释权,不能拱手让人。[21]面对无知者以历史文献中矛盾,质疑炎帝神农的存在,损毁的是民族久远的历史记忆。记忆与生存发展关系密切,今天,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尤其不能让自己的历史受到损毁,只要民族有清晰的记忆,中华民族就永远充盈着生机与活力。
    [1]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2]东汉许慎:马松源整理《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418页
    [3]《公羊传·隐公元年》
    [4]马利清主编《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苏秉琦主编“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6]马利清主编《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7]庞卓恒、李学智、吴英着《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8]张维为著《中国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9]马利清主编《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10]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955页
    [11]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932页
    [12]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202页
    [13]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14]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775页
    [15]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15]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92页
    [16]清郝谦、高福滂原著,李虎、宋德兵点校译注《大洪山志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17]《尚书·尧典》
    [18]《老子·四十二章》
    [19]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著、杨桢钦译:《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20]董恩林:《从王官之学到经学儒学》载《孔子研究》2012年第6期
    [21]杨凯《前后三十年一条复兴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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