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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根本

2017-3-21 08:52| 发布者: 炎黄文化| 查看: 571| 评论: 0|原作者: 炎黄文化

摘要: 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根本 包毅国 文化的概念达数百种之多。每种解释都代表了一种认识,似乎都有合理性,但能刻在内心深处,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却很少。爱好文化、关注文化、研究文化 ...
                                              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根本
                                                                  包毅国
    文化的概念达数百种之多。每种解释都代表了一种认识,似乎都有合理性,但能刻在内心深处,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却很少。爱好文化、关注文化、研究文化的人,总是希望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文化。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说:“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1]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文化是人的“活法”。世界上所有生命都有自己的活法,人虽然也属于生命,但人的“活法”与其他生命的活法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意义的追求。这种“意义追求”就让人的“活法”与其他生命的活法有了区别,唯有有“意义追求”的“活法”,体现出人的生命价值,人的“活法”就是有价值的“活法”。
    中国人的“活法”,是农耕生活为主的活法。农耕生活需要人们自觉联合起来,协调一致地与自然作斗争,让土地有更多的产出。这就让农耕生活的人必须遵守两个规则,一是适应天地自然,二是把握人与人的关系,让群体的力量发挥到极至。只要群体的力量,才能推动人类为文明的进步。中国的群体生活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完备的农耕种植方式形成的。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作物种植有四种,一是发生在中国的大米和小米,二是发生在西亚的小麦,三是发在美洲的玉米。大米、小米、小麦、玉米四种农作物都孕育出伟大的农耕文明,然而,这四种农作物种植方式孕育的文明因为地理的原因,走上不同的路径,产生不同的生活模式,也有不同的命运。
    小米是指粟、黍,主要在黄河流域起源和发展,后来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北方现在的小麦,不是中国原生的,是从西亚传过来的。中国的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中国是两种农业的起源地——北方是以小米为主的农业,南方长江流域是以大米、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起源地。[2]大米与小米种植是因为地域所决定的,这就决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是两个起源中心。降雨量保持在800毫米以上的地域,才能维系大米的种植的用水,降雨量达到400毫米以上就能维系小米的种植用水。从用水这个角度说,大米和小米的生产方式是不能相互替换的。大米和小米的生长条件决定了这两种种植方式起源的独创性,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国史前栽培稻出土遗址146处,长江流域105处,约占71.9%,黄河与淮河流域共21处,约占14.4%。说明中国的稻作农业很可能是从长江中下游发源,然后才逐步向周围扩展的。[3]
    我们认定创造这种生活方式的始祖炎帝神农,如果我们对炎帝神农的认知,停留在个体层面,考察论证始祖的出生地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文明生活是无数英雄的艰辛创造,原始史里面是找不到个人姓名的。它既不记载人物,又不记载英雄,也没有大事发生的时日。然而,它是满载着真正英雄主义的荣光的,这就是原始文化的伟大的无名创造者群众的英雄主义。[4]在浩浩荡荡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人连一个字都不值,因此,个人是一个卑微的、无意义的、荒诞的存在。[5]许多学者耗费大量精力考察论证炎帝神农个体特征,说起来言之凿凿似乎有些道理,然而仔细体味,就好比考证毛泽东喜欢吃茶叶羹、吃红烧肉等等生物性特征毫无意义。这些事实是真实,但不是历史本质的真实。领袖的历史价值在于他引领一个政党在中国革命关键的时刻,自觉走出了正确的道路。历史是一帧巨幅立体画,凝视某一局部赞美整体说轻一点是冒昧,说重一点是无知而妄为,只有从宏观上把握整体,才能显现历史的辉煌。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6]“道”是中国人内心认定的一种文明境界,这种境界的美妙达到了任何语言表述的高度。真诚追求“惟精惟一”的道路,其实就是坚信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第一个引领中国人走向这个美妙境界的英雄,就是人文始祖,他的名号叫炎帝神农。认知炎帝神农,首先要准确把握“帝”和“神”两个字。“帝”的甲骨文写法为“”、“”等。[7]《说文解字》解:帝,王天下之号也。从丄,朿声。“帝”是象形字。甲骨文形似一堆横七竖八架在一起准备点燃的木柴。金文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小篆为“”,下部变成了“巾”。“帝”的原义是天神、天帝。[8]帝的本义是禘祭,首先是对神的祭祀,跟着就有对已故首领的祭祀。被祭的神称为某帝,被祭的人王也可称为某帝。[9]张舜徽认为“帝”在甲骨文中,字形像日光四射状,因此应该指“日”。[10]“神”的甲骨文写法是刻画着天上的闪电,如:“”、“”等,[11]《说文解字》解: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吏臣餔时听事,申旦政也。凡申之属皆从申。“申”是象形字,原意是闪电。闪电在天空中是肆意伸展的。金文中的“”是从甲骨文变化而来。[12]
    炎帝神农中的“帝”和“神”有十足的神性,所指一定是天神。《子夏易传》卷九说:“帝者,造化之主,天地之宗,无象之象也。”[13]“帝者天号,王者人称。”[14]上帝到皇帝的“帝”是从神学概念转变为人学概念,人学概念的“帝”往往能被推到神坛上去,这与“德”有关。神性来自上天,神的力量极大,人间的力量难以比拟的,也不能轻易就能撼动和改变。“天”是有德行的,人们修德就能够获得天命。普通的人只要修德就能够成为“神”,“神”与“德”就紧紧连成一个整体。“德”的甲骨文写法为“”、“”、“”,金文写作“”,增加一个“心”,突出心胸坦荡的含义。造字的本义就是看清道路的方向,没有困惑迷误,大道坦然直行。篆文写的“”,在“直”与“心”之间加一横,变成“”、“”、“”。[15]“德”的最初含义与行为相关,加了心之后,与意识、心意有了联系,这就跟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有关,这就有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取向。道德讲究利他为第一原则、利我为第二原则。简单地说:一个人利他,周边就有许多人跟随;一个人利己,就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
    “神”是力量,“德”是品质,有力量有品质的人才能升格为“神”,有力量而无品质的人,力量再大,也不能成为“神”,人们就会称之为“魔”。“德”的根基是尊祖,这种观念植根于最原始的血缘关系之中。人类关系中,血缘关系最自然、最亲密,家庭和谐就能让农耕生产多产出,围绕农耕生产产生的价值观,当然也是最自然、最合天人伦理道德、最理想。家庭治理得好,就能够拔擢到族里,继而,在到部落。“百善孝为先。”农耕生活的道德以家庭为主,自然经济基础中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游牧民族并不讲孝道,工商业社会的欧洲虽有养老制度,却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以敬老为旨趣的“孝”的德目。[16]尊老爱幼,就是“于天地和其德”[17]的大人,这样的大人就能够说成“帝”。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中说:“德合天地者称帝。”[18]
    家、族、部落、部落联盟的掌权人,就是从神学概念转变为人学概念的“帝”,这时的“帝”,有神性的,也兼有人性,实际上就成为了神、人双重身份的族群首领。在原始社会末期,宗教势力很庞大,专名前加一“帝”字,很贴切地表明他们半人半神的性质。帝就是神,单称“帝”或加一字作“皇帝”,而下面不系专名的,均指天神,并无真实的人格。[19]群体之中,能够有利于多数人,就是有“德”,只有利于自己或者有利于少数人,就是缺“德”或少“德”。衡量“德”的标准,取决于人数的多与少,自然也就和“民”有了紧密联系。
    大米与小米的种植是因为降雨量的不同,发生的地域不能互换,中国人的生活样法,因为有这两种生活样法的支持,才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两个农业起源地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两大农业体系,这样的基础非常扎实而宽广。内部的多远就会有比较和竞争,比较和竞争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就会不断产生活力。诱惑力就会有主题和中心,自然形成凝聚力,各地的互补性有加强这种凝聚力。[20]至迟在新石器时期中晚期,经济重心已经确立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21]降雨量的多少决定了地域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地域的融合在河流,中国最重要的河流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河流的发源地虽然只相距几十公里,但因为中国地域的多样性,中下游相距甚远,幸亏有汉水与淮河的存在,这两条河流从地理因素确保了长江与黄河成为一体。
    中国最大的水系就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联系这两大流域上游地区的水系唯有汉水。汉水贯穿了中国境内三个重要盆地,汉水上游穿行整个汉中盆地,司马迁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22]汉中盆地不仅在汉水上游,更重要的是必须依赖四川盆地的支持、关陇八百里秦川的屏护才能存在,这就等于是中国黄河长江的上游地区。这里就成为掌控中国必须占据的高屋建邻高地,司马迁曾论述其原因在于地理。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3]
    汉水中游的南襄盆地虽不属于黄河流域,因为秦岭到南阳盆地突然断裂,河汉之间几乎没有了地理障碍,南襄盆地的东南边缘的方城缺口通往华北大平原。汉水下游的江汉盆地紧紧相依的由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潘阳湖两个大湖泊。被称为炎帝神农故里的“随枣走廊”就是联系南襄盆地与江汉盆地一条通道。随州之“随”来源于汉水东岸的大洪山,这座山古名叫“陨山”,段玉裁引毛传曰:“陨,隋也。”[24]“随”的地理形势是两个高点,“陨山”为第二高点,却是汉水中下游节点山,陨山北麓是南襄盆地边缘,陨山南麓是江汉盆地边缘。随州第一高点是随州北部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是淮河发源地,淮河流域的南北两侧与长江、黄河没有完整的分水岭淮河流域北部与黄河连为一体,南部则与长江连为一体,因此无论黄河还是长江都可将其看作本流域的自然延伸部分。[25]能让中国广袤的大地连成一个整体的河流,就是江、淮、河、汉。孟子认为水在河道中流,不到岸上来祸害就是天下太平,因此写下了“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26]这四条河流联系着中国的东南西北,只需写出江、淮、河、汉,就代表着天下的河流。中国能与这四条河流发生联系的地方就是随州,被誉为炎帝神农故里。
    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就在文化的一神论。中国两种农植物种植的农耕生活发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如何让广博的地域联系成一个整体,我们的先祖选择了中国中部的随州,赋予这块土地许多神性,“有陨自天。”[27]就是说“随”是从天而陨落。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天”、“神”、“德”、“民”四个词有着密切的关联。众多的族群认同和敬仰创造农耕生活的炎帝神农为祖先,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文化一神论。钱穆先生说:“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28]
    国家的统一不在血缘,查理建立起来的欧洲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西欧主体一分为三。[29]欧洲从此碎片化,欧洲人为修复成这个整体,耗费了千余年的精力,至今仍是一个梦想。国家的统一凭据不能靠武力,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没有文化上的统一,依靠成吉思汗武力和威望,众多部落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也必然毁掉共同体。政治和经济也不能统一人心,社会主义苏联,有高度集权的政权和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但缺少文化的支撑,遇到一点困难,就失去信心,一件小事就让整个国家四分五裂。农耕文化“和谐”思维,构成家、家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实体,统领这个实体的地域是中心区域,凝聚人心的是先祖炎帝神农。
    人类世界因为地域的不同,总有不同生活的族群,因而也总会有矛盾和冲突,化解矛盾和冲突需要时空,地球没有给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两河流域远古文明足够的时空来化解,这些古文明也没有“一神”文化来凝聚人心,曾经辉煌的古文明怎样来、如何去,成为千古之谜。中国农耕生活虽然是多元,但中心只有一个。中国地域广阔,但祖宗只有一个,早期是神,逐步变成了人或是有些许神性的人,统领着人心,中华文明就得以传承。这与其他文明的境况完全不同,世界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是个只有百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是犹太教的发祥地,是伊斯兰教的圣地,还是基督教的圣地。不说小宗教团体,就说这三大教信仰和崇拜就不相同。犹太教敬仰的耶和华神,穆斯林崇拜的真主,基督徒信奉的耶稣,这么多的神聚在一起,就争得稀里哗啦,争不出名堂就打,到现在还不得安宁。宗教信仰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是利益。中国文明发生的初始就认识到一个中心的重要,在发展中意识到“中”的意义和作用,《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30]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31]《荀子议兵篇》中说:“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32]
    中国农耕社会的秩序也就意味着认同,长期稳定的秩序就意味着长期稳定的认同。文化认同的坚固,带来国家统一信念的坚定不移。政治认同完全可能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展而来。[33]黄陵县的桥山黄帝陵成为中华民族初祖的象征,人们认为这里就是《史记》“黄帝崩,葬桥山”的桥山,也是汉武帝拜谒过的黄帝冢。实际上是历史的误会,《大清一统志庆阳府》指出汉阳周城清延安府安定县界(今子长县附近)。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今黄帝陵为“天下第一陵”的地位,它已约定俗成,深入人心,而且黄帝陵作为中华民族初祖的象征,是否真实黄帝埋骨之地并不重要。[34]
    农耕区是中国疆域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点开拓疆土。[35]农耕生活的根本在于以氏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组织,这种氏族组织很容易联合成为更高级的政治团体,也就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紧密需要压力。中国部落联盟紧密的压力来自400毫米降雨量线,也就是中国农牧交错的地方。游牧民族很难建立起文明,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游牧生活的族群需要到有草木和水源的地方,降雨量稀少很难支撑一个游牧族群的长期定居,不能长期定居就难以发展文化中的文明元素。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游牧民族很难建立起高度的文明。农耕生活可以离开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却离不开农业民族的产品。和平的手段获取不到,就剩下一条掠夺的路。农耕生活族群面对掠夺只有两条道路,调整社会结构,组织抵抗;再就是退让南迁。[36]
    经常磕磕碰碰的地方,就逐步坚硬起来,正如手指头会长出指甲一样,中国北方一定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发生之地。关键是牧业生活的人进入农耕生活的地方之后,就自然感觉到农耕生活的精妙,自自然然走上农耕生活的道路,只要过农耕生活,就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自然需要“一神”文化来维系社会的安定。随着大一统趋势的逐渐形成,汉代远古多源而众多的古帝归纳为属于同一系统的三皇五帝,炎帝和神农氏完成合户。每逢国家庆典,多要遣官致祭。炎帝神农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轩辕黄帝的出现并没有影响“一神”地位和作用。“神农氏世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37]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只是炎帝神农的继承者,不过黄帝在政治的大一统有更大的建树。炎黄能够并列,并不影响“一神”统摄人心。元成宗元贞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各府州县纷纷立三皇庙,祭祀太昊伏羲、炎帝神农轩辕黄帝。清代雍正四年开始,诏令天下郡县各修建先农坛,祀先农并定期举行耕藉礼。对此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两个北方民族——蒙古族、满族建立的元、清王朝。[38]真正的文化认同在于虔诚的精神崇拜,只要走进适合农耕生活的地域,只要想扎下根,选择炎帝神农作为祖宗认同,是一条最为便捷的路径。这就在中国大地构成了一个文化大气场,这个大气场的存在,就有了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依赖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空间,不同生活样法的族群成为一个整体,农耕始祖炎帝神农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根据、价值依托和精神支撑,自然而然就融合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作者简介:包毅国,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随州市政协副主席。
    【注释】
    [1]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页。
    [2]严文明:《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光明日报》2009年01月08日第10-11版。
    [3]严文明著:《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4]柯斯文著《原始文化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5]李川著《中国道统的当代传续》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6]《四书五经》《尚书大禹谟》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0页。
    [7]《甲骨文字编》李宗焜编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405-407页。
    [8]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二册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775页。
    [9]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10]马中著《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11]《甲骨文字编》李宗焜编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439-441页。
    [1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一册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45页。
    [13]转引自刘毓庆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14]安居香山、中村彰八辑《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4页。
    [15]马松源整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二册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498页。
    [16]冯天瑜《孝廉溯源》《光明日报》2014年04月29日16版。
    [17]《四书五经》《周易乾》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4页。
    [18]转引自刘毓庆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19]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20]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页。
    [21]严文明著《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22]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5页。
    [23]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第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3页。
    [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页。
    [25]韩茂莉著《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26]《四书五经》《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5页。
    [27]汉许慎撰思履主编《说文解字》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页。
    [28]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9]李纯武、寿纪瑜等编著《简明世界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30]《四书五经》《中庸》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页。
    [31]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32]杨柳桥著:《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80页。
    [33]李川著《中国道统的当代传续》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9页。
    [34]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罗琨主编赵嘉朱副主编《方志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
    [35]韩茂莉著《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6]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37]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38]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罗琨主编赵嘉朱副主编《方志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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